这样的自责，很多为了育儿退出职场，搁置自己的抱负，成为全职妈妈的女性都曾有过。在与37位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全职妈妈的采访中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，《回归家庭》一书的作者莎妮·奥加德（Shani Orgad）反复听到这样的自责。2021年春天，《回归家庭》也将由理想国在中国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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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女性大多生于七八十年代，在日益成熟的女权运动中长大，相信自己不会再像她们的母亲一样，被“女人就该待在家里”的陈旧观念束缚住手脚，而能和男性一样，在学术和事业上披荆斩棘，一路前进，将性别不平等的桎梏远远甩在身后。她们也几乎把这幅图景变成了现实——考入牛剑一类的名校，斩获令人艳羡的工作，甚至进入曾经无一例外被男性占领的决策中心——直到孩子出生，让她们发现自己被置于“一个不可能的境地”：社会期待女性无缝地结合好事业和家庭责任，但她们却很少能从丈夫、刻板的职场，还有政府那里，获得相应的资源和支持。孤立无援之下，不约而同地，这些精英女性只能做出一个“被迫的选择”：退出职场，将自己的抱负束之高阁，回归家庭，承担起育儿和照顾家庭的大部分责任，像她们的母亲一样。“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震惊，”奥加德对我说，“尽管这些女性清楚地认识到，自己退出职场的选择背后，有更大的社会问题，但与此同时，她们还是会自责，‘不管怎么说，这还是因为我不够自信，’——哪怕她们曾是公司的明星员工，曾凭借突出的能力快速晋升，或者为了进入理想的行业而一次次通过竞争激励的考试。“自信”，在奥加德看来，远不只是某个个体的性格特征，而是社会不断向女性传达的一种强烈信号，这背后，是“自信文化”的盛行。在奥加德和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罗莎琳德·吉尔（Rosalind Gill）合著的研究中，她们发现，各种畅销书、流行文化、乃至公司和女性团体针对性别平等的培训，都在乐此不疲地向女性兜售“自信”。自信，在这些语境中，成了女性克服职场中的性别歧视，顺利过渡成为成熟的母亲，并拥有良好的两性关系的“灵丹妙药”。有近六千万点击量，历史上播放量排名第二的TED演讲《肢体语言塑造你自己》，就是“自信文化”的典型范本。这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米·卡迪（Amy Cuddy）建议人们，只要花两分钟，调整你的身体语言，采用看起来更自信、更有力量的体态，就不仅能让你看起来状态更佳，还能让你产生更积极的自我认知，而这些细微的改变，最终足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，当然是朝着好的方向。艾米·卡迪将这类伸展的姿势称为”有力姿势“（high power pose)，认为类似的肢体语言能帮助人们建立自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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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艾米·卡迪的理论不限于女性，但她强调，“女性总是觉得自己不如男性”，“在公众场合总是缩手缩脚”，因此更有必要借助这套方法，建立自信。成为一个自信的女人，也成了畅销书最受追捧的主题之一，尤其是那些在职场身居要位的女性精英的著作。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·桑德伯格 (Sheryl Sandberg)，就在《向前一步》（Lean In）一书中，呼吁职场女性，要使自己引人注目，打破各种障碍，实现自己的全部潜力。”美国候任副总统卡玛拉·哈里斯是女性力量的典型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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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，迪士尼动画片《疯狂动物城》（Zootopia）创下票房纪录，并被评价为采用了女权主义的视角，因此广受称赞。故事的主人公朱迪，是一只志向远大的雌性兔子，梦想成为一名警察，并为此拼命努力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警察学院毕业，但一进警察局，这里充满性别歧视的工作文化就不断打击着她。尽管父母总劝她安心在家种胡萝卜，但兔子朱迪没有放弃她的警察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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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性上司和同事几乎无视她的存在，甚至办公室的桌椅、卫生间的马桶都在劝她放弃——这些为高大强壮的男性警员量身设计的家具，对朱迪来说太高了。但朱迪没有卷起铺盖回家，相反，她比别人更认真地工作，努力克服自我怀疑，并打破别人对自己的怀疑，带着自信和决心坚持自己的工作，破了一件让警局一筹莫展的大案，最终获得同事的认可和接纳。在高大强壮的男同事面前，朱迪经常被无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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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吉尔和奥加德看来，尽管类似的叙事强调了女性的能力和潜质，但却将改变现实中性别不平等的压力，放在了女性自己身上，女性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体语言、行为和观念，建立自信，凭借个人的力量冲破各种束缚。“这些信号都非常强大，它们渗透进你的心理，成为你内在的一部分。”奥加德说，正是在这种强大的，无处不在的信号的影响下，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退出职场的女性们，才会不停地将责任内化，为自己“不够自信”而自责。针对女性的“自信培训”课程，致力于“教会像你一样的女性，拥有能让她们取得成就的自信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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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信文化”下，那些看起来坚定、自信地突破重重障碍，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典范，则成了奥加德采访的女性常常提到的“其他女人”。“我感觉很愧疚……有些人可能很擅长处理这些问题，她们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。一些女人做着非常高强度的工作，她们的孩子仍然很好，她们自己也状态良好……”孩子、婚姻和工作，能掌控好这一切的“其他女人”，是奥加德采访的女性们频繁使用的描述。“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吗？你说的‘其他女人’指谁？”奥加德这样问她们。但哪怕反复追问，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名字，她得到的回答总是止于模糊的描述，“你明白的，就是那些能做得好的女人们。”既能在职场上过关斩将，又能有条不紊地照顾好家庭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这样的“其他女人”的形象，就已经通过广告、大众媒体深入人心。新西兰总理杰辛达·阿德恩带着孩子参加联合国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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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学家亚莉·霍奇查尔德（Arlie Hochschild）称这类女性形象称为“头发飞扬的女人”，和上一代主流的家庭主妇形象有很大不同：她一手抱着公文包，一手抱着一个一尘不染、微笑的孩子，她一直在前进，迷人地忙碌着，匆匆赶往令人兴奋的生活中的下一件事。事业、家庭和孩子，这个女人“拥有并做好一切”。现实中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典范形象出现，从新近当选美国副总统的卡玛拉·哈里斯（Kamala Harris），到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·桑德伯格 (Sheryl Sandberg）这样的职场精英，她们都以自信、坚定的形象代表着女性力量。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·桑德伯格
图源：entrepreneur.com
奥加德认为，这些女性典范形象的出现，终于打破了旧有的被动的、受制于人的，或是只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，能给人带来很多启发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谈论这些女性典范形象时，总是避而不谈她们在事业、育儿上拥有的外界支持和资源，比如全职保姆、退居二线照顾家庭的丈夫和优越的经济实力。如果一般女性看不到这些典范形象背后的资源，当她们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时，就更会将其归结为自己的问题。奥加德说，对她采访的女性来说，“这种女性典范成了一种具有威胁性、规训性的角色，让她们的失败感更强。”“女性典范崛起的同时，社会中仍广泛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，但对于典范形象的推崇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将性别平等归结为一个个人成功问题。有关女性自信的话语，变成了一个很方便的挡板，将很多持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遮掩起来了。”奥加德说，当社会不断向女性传达这样的信号，期待她们凭借个人力量克服重重障碍，而女性也不断将这些信息内化时，所有的困境就变成了每个女性自己的问题，通过集体性的行动推动性别平等的可能，也就被逐渐消解了。“女性就无法看到更广的、结构性改变的可能，以及她们能够推进这些改变的能力。”参考资料：
Gill, Rosalind and Orgad, Shani (2017) Confidence culture and the remaking of feminism. New Formations, 91. pp. 16-3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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